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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25]。

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同上，第296页) 由于立场在世俗生活的践行，炎武否定宋儒对引为性命天道经典的《中庸》作抽象的诠释，强调还原为阐明平常道理的著作。

在唐顺之读春秋条中，炎武摘录： 《春秋》，王道也。(同上，第139页)这其中，当世之务与时代相随，清代有清代的问题，不必由此论定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毫无疑问，对于宋学中的心学一脉，炎武是完全舍弃的，前文已有述及。顾炎武对此同样不能接受，而将人心-道心问题从经典上剥离。只如《乾》《坤》两卦，圣人尝释其义于后，是则解《易》之法也。

(《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300-301页) 黄震的解读是否符合《论语》本旨，自然是可以讨论的。……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制，虽不可变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文言与白话的论争，实质上也就是读与不读经的争论。

至于湘、粤两省军阀陈济棠、何键的强迫实践的尊孔读经，往往被归入复古运动或别有用心一类。这与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 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不在乎斯文之将丧，而在乎一般人不了解‘行有余则以学文的意义。赞同读经者自不必多说，就是反对者们也很难说找到了反对的切实依据。

] 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从而形成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派。在有的参与讨论者那里，读经最大的问题是中小学生要不要读。

可是在王新命那里，提倡读经的命意，假如是在于振兴精神的文明，恢复民族的自信。他们真正反感的还是由军阀们硬性地强迫读经。读经提倡者的恢复经科的意愿容易被当作倒退或复古，自然不能为大多数所接受。他们的差异在于，读经的对象上。

参与本次《教育杂志》讨论的几位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代表，如王新命、章益、孙寒冰、陶希圣、陈高佣等（均为《一十宣言》的署名人）没有一位是完全赞同读经的。读经问题看起来关乎教育，实际所涉及的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问题。因此，那些强调经之可选读的人，也多从史的角度，认知到经在记录古代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方面的作用。湖南尊孔读经的实践者何键更是站在读经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立场上，把读经提升到唤醒民族精神之手段的高度，以为形成优美之社会与礼仪之国家，读经不能不谓为第一有力之资料矣。

其情不能说不真挚，但方法是否可取还大可商榷。不过唐氏方案，除引孙中山民族主义为依据和依照现行学制两点显得新以外，与旧时蒙学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有的论者干脆说，读经不成问题，问题是怎样读。反对读经者大多强调时代性的重要，即把经与孔儒放到旧时代去观照，仿佛与现时代势不两立。

而反对读经者弃绝读经，把读经之幡缩水到专家之学的见解，也未免矫枉过正，有断奶的嫌疑，也不能为人所完全信服。但从当时的讨论看，有些情况却值得重新观照。但一些较为温和的意见为后世所采纳倒可能是本次讨论未曾逆料的成果。说起来，这种方式也是我们当今受教育之人所不陌生的。所以通经的人不是好东西。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也认为，读经须有几个条件：批判地读——须以今日的需要为主，不能当做宗教经典一般，选择地读，经子并读。

而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更影响到了今日的教育。因而进一步地推理，便是本次《教育杂志》组织的讨论，不是有所授意，至少也有顺风顺水之意。

] 既有提倡也就会有反对，意见不一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受近代以来线性进化论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想以及教育界，凸显时代性成为主流的话语方式并不奇怪。

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对此便颇有微词。在这几十篇文章里，真正举双手赞同读经的，除几位湘、粤尊孔读经的实践者外，就只有几位老先生了。

详言之，在基础教育段要养成公民和劳动者，在专科教育段要养成国家公仆和生产技术人材。讨论者尽管观点不一，但绝大多数都能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采取两分法，且反感尊孔以及附加于读经之上的诸种外在因素，这一点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如他所说须知道德训练对于个人固属必要，而在民族解放方面，即是一个政治问题。两种性质迥然不同，因而作用各别。

这可能也是何炳松的征询没有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回应的原因。但在纯粹的学者那里，何键一类的军阀实在不配提倡读经。

事实上，这种可能的推论，《教育杂志》及其主编何炳松也是意识到了的，何炳松就一再强调无意提倡读经，只是想讨论并征求诸贤的意见，所以本次征到的文章，一律冠以意见二字。事实上，自中小学废经以来，老派文人恢复读经的欲求就没有停止过，但真正付诸于实施的，还是湘、粤两省的军阀。

他并且提及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引书经的话，已经用翻译法了。三 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民族主义复兴的呼声高涨恐怕也是势所必然。

一九三五年初，胡适去香港大学领取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对香江读经盛行颇有异议，言论发表后，随即传入尊孔读经的基地之一广州，待胡适取道广州时，引起后来参与《教育杂志》读经讨论的中山大学教授古直等人的不满，古氏一不做二不休，竟然把状告到了提倡尊孔读经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及广东党、政、军、警、宪各首脑那里，要求后者处胡适极刑，以起杀一儆百之功效。很难说，要求恢复读经者们就是想借这股风潮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或者说提升自己业已失去的地位。]  所以多取不以为然的态度。[ 具体可参见易竹贤：《胡适传》（修订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423页。

一次是1915年，康有为、陈焕章等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类似的观点也为教育家蔡元培所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杂志》征询意见前，叶青就写过反对读经的文章，此时适获征询，便大笔一挥，洋洋数千言，遂有总结性发言的意思。当然，本次讨论仅止是讨论，就《教育杂志》本身而言，即使是为了作结，也未必奢望得出唯一的结论，否则何炳松就无需广征高见了。

若我们不发展经济，改良政治，安定社会，而强迫学生读经这又何济于事呢。而提倡与个人实践究竟有无关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是个待定的课题。